管理舞弊的動機是什么? 管理舞弊的原因分析是怎么樣的呢?

發布時間：2023-06-27 10: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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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創業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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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舞弊的動機是什么?

一是融資(圈錢)。資金與企業，猶如血液與人體，公司為擴充設備，需要更多的資金;虧本的公司為了營運周轉，更需要資金。資金不足。可能導致周轉不靈，因而倒閉。企業為了達到借款或增加資本的目的，可能虛報其財務報表，以便說服資金提供者，做出決策。(1)初次發行階段。證監會要求公司有三年盈利，公司為了能上市，就進行財務包裝。這與發行體制有關系。(2)配股階段。證券會要求上市公司凈資產盈利率6%，才能配股。為實現配股，上市公司也會進行財務包裝。(3)士曾發新股。這也會導致上市公司的財務包裝行為。東方鍋爐、紅光實業、麥科特、鄭百文、大東海都是“包裝”上市，虛構前三年利潤，以達到IPO 目的。

二是二級市場炒作(操縱價格)。企業股如果上市，為維持股價或為使股價格能達到預期的波動，常利用不實的財務報表，以達到目的。股價格預期的波動也可能是蓄意地使股價作暫時的下跌，以便操縱者得以廉價購進股，以取得更大的控制權或待價而沽。瓊民源與銀廣夏造假案主要目的是配合莊家二級市級操縱價格。

三是其它考慮。我國上市公司粉飾報表另外一個目的避免帶帽(ST、PT)以及退市;如果已帶帽了。ST不想淪為lrr，PT不想最后退市，這些帶帽公司一般都表現出強烈扭虧為盈的欲望以達到摘帽的目的。此外，公司管理階層為了達成預算目標，借以表現其為成功的經理人;或是為了貪得績效獎金或分紅，可能虛報財務報表。前者可能為了表現自我或與工作職位安全有關;后者則是為了物質報酬。有人稱此類舞弊為”績效舞弊”舞弊手段。

管理舞弊的原因分析是怎么樣的呢?

舞弊的“三角理論”認為誘導舞弊的因素主要有三種：壓力(動機)、機會和借口(道德取向)。這三種因素之間兩兩相互作用，形成舞弊三角形。

1、上市公司的壓力(動機)注定管理舞弊的不可避免。經濟壓力是上市公司所面臨的最大壓力，具體又表現為籌集資金的壓力。在我國，籌集資金的壓力所引發的管理舞弊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例如，會計制度上對于企業上市、配股、增發、退市都有很嚴格的規定，這些規定往往和某一單項財務指標相聯系。上市公司為了從證券市場上籌集到所需資金，就有很大的驅動力去進行財務舞弊。經驗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存在耐人尋味的“lO%現象”。據不完全統計，騙取融資資格的上市公司占財務報告舞弊總數的82.5%(李志文，2002)。

2、內外監管不力為管理舞弊提供了機會。

(1)公司冶理失效使內部監管不力。為了治理代理人間題，協調投者、經理、職工之間的關系，公冶理結構這一套制度安排在現代企業中廣為運用。公司治理結構一般包括股東大會(或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和監事會。董事會經常將其監督財務報告的責任委托給下屬的審計委員會，確保公司不會有財務現象，以提供一個“真實而”的財務業績。如果治理結構不完善，內部控制和審計委員會流于形式，則財務報告舞弊就易于發生。

(2)體制上的漏洞使外部監管不力。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尚欠完善，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殘根尚未完全清除，新舊體制的并存導致了一些管理上的漏洞，如國有產權關系不清，“委托一一代理”關系不清等。由于產權關系不清，國有產權所有者的虛化，導致了監管的失控。同時由于“委托一一代理”關系的混淆形成代理入自己監督自己的尷尬局面，如代理人自己委托注冊會計師進行審計，造成審計無效，甚至是代理入與注冊會計師的合謀。體制的漏洞給上市公司舞弊留下了難以控制的空間，提供了管理舞弊的機會。如一些政府機構投者以國有產權為資本，利用政府特權和體制轉換規范的漏洞，任意操縱和控制被投企業或上市公司，通過舞弊的手段創造被投企業或上市公司的業績，以達到個體利益的最大化。被投企業和上市公司更是樂此不疲，密切配合。因此，些年我國上市公司公開包裝早已見怪不怪，企業做假賬也是司空見慣。

3、合理化為管理舞弊尋求了借口。借口實質上是一種個人的道德價值判斷。人們總是通過自己的主觀意圖來判斷自己，而通過客觀行為來判斷他人。意圖總是比行為要好得多，因此為管理舞弊尋找借口就非常容易。誠信是一種社會道德標準，舞弊則是淺信的反動，舞弊必然動搖誠信基礎。但舞弊當事人實施舞弊行為又往往是在一種矛盾的心理斗爭中進行的。舞弊當事人常常經過自我說服、自我合理化的過程，使舞弊行為合理化。我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在實施舞弊自我合理化過程中所尋找的借口并不是通常的：“我更需要錢”這類個人舞弊行為借口，而是“為員工、為企業謀利益”這類更“高尚”的借口。引用瓊民原原董事長兼總經理馬玉和在法庭判決時的一段話，最能說明舞弊者的合理化行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維護股民的利益?”。按照這種邏輯推理似乎很有道理，如果舞弊被查處，公布于眾，管理者首先要遭受經濟上和名譽上的損失。這是管理者的一種敢于承擔個人風險的犧牲，這顯然是一種社會道德觀的扭曲。這三種因素只要其中一個因素足夠強烈時，即使其他兩個因素較弱也會誘發管理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