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結果出人意料 歷史真的要改變了嗎?

　　隨著英國脫歐成功和美國大選特朗普獲得勝利，一種聲音就傳了出來，世界要改變了，經濟全球化將退出歷史舞臺。那么現實真的是如此嗎?

　　想象一下，假如英國工黨(Labour party)在大選之前把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換了下來，那么很可能，現在的英國政府將不會是保守黨政府，退歐公投就不會舉行，英國也就不會退歐。

　　想象一下，如果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這三個在上兩次大選中都投票支持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州多贏得了10萬張選票，那么，世界現在將有些索然無味地目睹堅韌的主流政治又一次抵擋住了反動壓力。

　　我們這些追蹤政治動態的人都有史詩情結：當選民做了奇怪的事情，我們想相信自己正在經歷著歷史的轉折。當世界上兩個最穩定的民主國家投票支持改變時，這一定是自由主義的終結、中產階層空心化、或其他什么同樣宏大的因素在起作用。把這怪罪到一些特殊狀況(例如近年來左翼對平庸領導人表現出來的圣人般的耐心)的頭上，似乎不能令人滿意。

　　今年或許將標志著世界歷史從自由主義到非自由主義的一次持久轉折。但是，這一觀點所基于的理由，也只不過是一次很懸的退歐公投和一次更懸的美國大選。退歐尚未付諸實施，甚至尚未得到界定;而美國大選的影響尚不確定，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位大政府和自由市場、凱恩斯-里根主義的信奉者也可能在四年時間里轉變觀點。美國人剛選出一個想減稅和廢除金融法規的總統，米利班德已由此推斷出，“舊的經濟安排”——他指的是自由主義——已經死了。

　　2016年唯一明白易懂的教訓就是，編劇威廉•戈德曼(William Goldman)對好萊塢的評判——“沒人懂任何事情”——也適用于國家事務。預測政治事件是一項不精確的科學，就像從十幾個提交上來的劇本中挑一個能火的劇本一樣，而且更不好玩。如果沒有預測到這些事件，我們應該暫且把它們放下，不要馬上就由這些事件推斷戰后相互貿易的國家由美國保障的秩序走到了盡頭、甚至1979年后開始的全球化進程走到了盡頭。

　　這種自信的描述——似乎它描述的事情在特朗普當選之后的這些天里真發生了一樣——導致西方國家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倒向了自給自足、倒向了對所有外國人的懷疑——只除了某些受青睞的強人。這種描述寄希望于高尚的德國能在風暴中保持巋然不動，就像優秀的德國中場球員用優雅的傳球裝點一場心不在焉的足球賽那樣。

　　這里包含了太大的假設成分：要假設已在各個不同問題上軟化了自己立場的特朗普，會對自己在過去18個月里說過的話說到做到，并且他說過的話包含一以貫之的反自由主義主題;要假設退歐會讓英國成為一個更封閉、而非更開放的經濟體;要假設從法國到意大利的歐洲民粹主義，將在未來一年取得突破;要假設西方的國家主義變化不會被其他地方的市場改革所抵消。它寄以希望的地方看起來甚至是冒昧的——它指望對兩年前披露出的美國間諜活動感到心煩的德國，主動承擔起一個霸主必然免不了的討厭負擔。

　　這些預感可能會被后面發生的事件證實，但現在有什么理由把話說得如此確定呢?2008年，當銀行紛紛倒下、政府采取行動時，誰知道中右翼政黨將在八年后主宰富裕世界?現在憑什么能肯定八年后富裕世界會是怎樣的狀況呢?

　　或許最壞的情況確實會發生。抑或主流政治人士會從民粹主義者那里借鑒足夠多的東西，在不改變我們社會基本面的情況下，平息選民的吁求。這暗示著低技能移民變少，原本緩慢的達成貿易協議的進程進一步陷入膠著。又或者，到2020年，即便沒有這些調整，給了希拉里多于對手的普選票數、也給了奧巴馬很高支持率的美國，將回歸中庸。

　　關于未來會怎樣，目前存在許多種有道理的可能性，而自由主義者們似乎觸及的是其中最暗淡的一種，作為對冷戰后驕傲自大的自我懲罰。冷戰之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感覺到了“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在嘲諷他的歷史在1989年終結的說法時，我們把一種目的論換成了另一種目的論：把自由主義取得勝利換成了它即將消亡。

　　是的，福山錯了。但是，這個錯誤帶給我們的教訓是，在預測未來時保持謙卑非常重要。它提示我們要接受現實，即人類的事情就是亂糟糟的一團、而不是一部可知的史詩，不要急著拋售我們在一份名為“市場民主”的不良資產中持有的股份。歷史沒有終點，人類的歇斯底里也沒有終點。

　　原標題：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結果出人意料 歷史真的要改變了嗎?